一
雨后的高岭国家矿山公园里，寂静无人。岭上的树木有些不愿伸展开肢体。曾经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荡然无存。最激荡人心的秘密往往埋藏在泥土里。我所能见的，毫无悬念，只能是冷漠的遗址，或者面无血色的废墟。
浮梁县高岭文化研究专家冯云龙轻车熟路，引导我们拐上了一弯小径。他的胸膛里有一炉火，为高岭土熊熊燃烧了多年。
一片枫叶落在青石板路上，遍体透着时光这盆火燃烧之后的赤红。披着薄纱的草木远远近近地与我们对视。冯云龙挥着手说，全是尾砂堆呀，都是当年遴选瓷土时遗留下来的。
四条矿体卧如长龙，灰白的尾砂堆积成山，只不过与山融为一体。光阴覆盖了一切，速度甚至快过对一只U盘的格式化。很难还原当初的盛况，不妨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间的一条信息里窥视一斑：“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篷厂数百，人数千余，强取磁土。”
高岭山的鼎盛期早已不复，难怪世人态度冷淡，要么彻底遗忘。
一条古道游往云深处。我看见路标上赫然写着“接夫亭”三字。据说，那是女人给矿工送饭菜、送换洗衣裳的地方。随着景德镇的瓷器声名鹊起，高岭土供不应求，矿工们一年四季不能休息，即便过年也是如此。古道边有一座婺源矿工何三的坐像，他愁眉不展，目视前方，为不能与亲人团聚而无精打采。其实何止一个何三，这高岭山上，每一棵植物，都生长着矿工们的乡愁。
为了生存，矿工们选择了背井离乡，将命运交给了瓷土。而失去飞翔的鸟儿，又渴望自由，渴望海阔天空。困守与眺望，既是人的追求，也是人的枷锁。
赵宋一代，景德镇制陶业进入一个发展的鼎盛期，“陶成天下、施及外洋”。然而，一个尴尬的问题随之而来，原料接续不上了。当此危情，高岭土仿佛一个江湖传奇，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泥土，再一次成就了人间的绝唱。
山下，灯火万家；山上，挑瓷土者络绎不绝。来自外地的矿工数以万计，他们一年四季穿草鞋、披蓑衣、戴斗笠，从窿道里进进出出，洁白的高岭土撒落，染白了古道。女人和孩子们想念亲人时，便站在山麓仰望，尾砂的白、尘土的白，像经年的雪印在心间。逢年过节时，女人打扮一新，携儿带女，登山到“接夫亭”见矿工丈夫一面。
八根木柱撑起黑黝黝的“接夫亭”。我抚摸着亭内那块刻写着“高岭”字样的石碑，似乎握着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一条密道。箱子、被褥、碱水粑、草鞋、斗笠，是夫妻之间最直接的语言。千言万语，抵不过一个疼痛的眼神。他们在昨日的爱情表白，令我们今天的玫瑰黯然失色。
二
瓷器是一朵朵盛开在庙堂和寻常百姓家的花。
我时常迷恋于瓷的世界里，有一千种近乎虚幻的意象，令我不能自拔。
高岭土则是一个高雅冷艳的名词。多少年来，我一直远望，不敢走近。现在，我正以古道为簪子，慢慢揭开高岭的神秘面纱。
左侧，呈现三个淘洗池，一汪汪水倒映着林木、天光，漂着零星落叶。冯云龙如数家珍，一一介绍池子的作用。溪水自水槽注入粗矿储池，将高岭土所含杂质沉淀；土浆通过粗矿储池的闸板上部流入搅拌池，由矿工加以搅拌；最后一关是沉淀池，放掉清水，留下高岭土的有机部分，稍干燥，制成“不 （上“一”下“个”，音：dǔn）子”。淘洗池乃因地制宜，大小、数量不等。
距离淘洗池遗址不远，有一处面积不小的凹陷地块，类似洼地，植物繁茂，雾色迷蒙。令人惊讶的是，这儿竟然曾经是一个大型露天矿。高岭的开采以露天矿为主，在明代万历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间，瓷土产量年均达9000吨，进入兴盛日子。汪家大槽、冯家大槽、何家大槽、方家大槽等大型露天矿昼夜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漫山遍野。高岭是财富的聚宝盆，也是冒险者的乐园。
一种泥土，可以发生蝴蝶效应。
那么，高岭土是何方神圣，何以让众多矿主趋之若鹜？概而言之，它是一种以高岭石为主要矿物成分的黏土，具有可塑性、黏结性、高耐火度和绝缘性佳等特点，其外观多呈致密细粒状、疏松鳞片与土状集合体，以白色、灰白色居多，含杂质时，呈浅褐、浅红、浅绿及黄色。高岭土的发现，使景德镇摆脱了原料枯竭的危机，扩大了瓷石的使用面，开启了瓷业的新纪元。原本，“宋前无大件”，而高岭土的横空出世，结束了这一历史，景德镇的大件瓷器势如江河滔滔，点缀着妖娆生活。
“高岭千重秀，林木十里深。”抖落阔叶林、观赏性植物、经济类植物、药用植物的衣裳，高岭露出莹洁的胴体，犹如倾国倾城的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灼灼。它是一座巨大的酒窖，让人间一醉千年。
漫步古道，分明就是徜徉于历史博物馆，随时撞见古矿洞，随时进入露天矿的迷局，随时邂逅挑着箩筐的工人，他们朝东埠方向缓缓走去，瓷土雪白，如一个梦想出发。五里一亭，虫鸣不息，鸟啼、水声回荡山谷，那么多的历史细节，沿着古道展开，仿佛打开的扇面。
古矿洞如同历史老人的眼睛，浑浊，而内心明白如镜。岩石犬牙交错，入口已然封闭。我仿佛看见矿工们挥着锄头、耙、铲和镐，奋力挖掘，马灯散发出昏黄的光芒。窿道开采艰苦而危险，但没有谁犹豫和退却，为谋生，矿工们必须起早贪黑地在山的腹地里暗采。窿道为高岭俗语，意即地下通道，有竖井和斜井两种。我所见到的这个窿道乃斜井式，成10至30度斜坡掘进。据统计，在高岭，可寻觅的古矿洞不少于100个。高岭山像那口传说中会出米的神泉，每日吐出一畚箕一畚箕的瓷土，仿佛白花花的大米。山川真是伟大无私，养育了我们，还任凭我们折腾不休。
古道串接着各个矿洞、矿场，便于运输。一根根扁担颤颤悠悠，箩筐里装着淘洗池里沉淀后的“ 不（音：dǔn）”，直奔东埠。高峰时期的高岭，远无现今的植被，分明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白玉山。明代有《玉岭十景·玉岭银沙》写道:“岭自何年白？沙将万古银。昆冈虽产玉，不及此鲜新。”
泥土，打破了高岭亿万年的沉静。
三
发现高岭土的人，名字叫何召一，系高岭村何氏始祖的九世孙。何老汉虽然家境贫寒，却急公好义，天生一副菩萨心肠，时常慷慨接济左邻右舍，口碑极好。
偶然的一个机会，何召一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从雪地里救起。老人为感恩，从怀里掏出一颗石子，要何召一种到后山，待七七四十九天后，那儿的泥土既可以食用，又可以出售。何召一依言实施，果然如愿以偿。他不愿意吃独食，邀乡亲们一同挖玉土、卖玉土，改善生活。对于这个传说，高岭人坚信不疑，他们建起玉土仙庙，奉何召一为玉土仙，塑金身以祭祀。
受巨额财富诱惑，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马蜂拥到了貌似平常的高岭，并最终爆发了瓷土争夺战。其中，以明清两朝的民汪、军汪长达300多年的瓷土案最为著名。
明代后期，饶州府转运所负责督促漕运的若干汪姓士兵携手进入高岭安家落户，形成“军汪”派系。军汪人数并不占优势，但他们仗着军人身份，横行乡里，逼迫汪姓原住民（民汪）出让瓷土山。一时之间，高岭乌烟瘴气，风声鹤唳。忍无可忍之下，民汪诸人击鼓鸣冤，层层上告，终于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官府于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五月勒石为界，刻《蕃宪永禁军占民山碑》，称：“为此勒石，示仰两造，军民知悉，嗣后各照断定土名管业，不得复起争端，各宜遵守毋违。”
嘈杂之后，高岭村终于平静下来。无论民汪，还是军汪，如今，在高岭之下荣辱与共，血浓于水。以阡陌沃野为界，古村分为内村、外村，内村为冯姓人家，何、汪、胡三姓把持着外村，清代总人口在4000人以上，加上流动的务工者，高岭村一带曾经聚集着数以万计的人口。然而，辉煌不过须臾，稻田、菜地藏匿了瓦砾，店铺只剩了遗迹，郁郁葱葱的森林原本飘荡着田园牧歌。
冯云龙是地地道道的高岭土著。他把桑梓之情凝结为一部20多万字的《高岭文化研究》，赤子之心跃然纸上，高岭的吉光片羽得以聚合，透过斑驳的历史碎片，熠熠生辉。
水口有亭，曰“聚秀亭”，初建于唐末，当时规模宏大，庙、阁荟萃，雕梁画栋，亭下为单拱石桥，流水轰鸣，萦绕不去。自写有“玉岭云峰”四字的圆形门进入，发现庙里安放着许真君坐像，长须蓝衫，道骨仙风。高岭土神何召一的雕像却不翼而飞了。我一阵惆怅。
在景德镇陶瓷业界，敬奉着两位平民英雄，一位是风火神童宾，一位就是高岭土圣何召一。他们都有着最朴素的思想，为民祈福，护佑窑工。平凡英雄，会在群众中口耳相传，走得更远。
四
湮没是人间的常用词，就像我们习惯了生死。
东埠的棒槌声稀稀落落。这种轻，可以飘上高岭的山头。
高岭上的人们散席了。东埠的浪花也挽留不住船只。
一道道辙印迄今深深地勒进青石板路，犹见独轮车吱呀呀地走近，油料、粮食、茶叶、釉土等当地的土特产在码头集会，统一运往45公里之外的景德镇。运量最大的自然是高岭土，每日，数百只船进出东埠码头，拽着东埠人的视线。清代诗人凌汝绵写道：“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舂得泥稠米更凿，祁船未到镇船回。”
瓷土白花花地飘过来了。鹤发童颜的老人、天真无邪的孩子、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踌躇满志的男子，能感觉到自己的梦也在飘。那些挑担的男人，加快脚步，踏上早已等候在原地的船只。或许挑夫们来自高岭山上，携带着亲人们的气息，东埠的男女老少蜂拥上前，进行一场无声的接头。
巅峰之时，高岭山上聚集着近3万名矿工。从高岭村到东埠，烟火万家，车来人往，川流不息。东河之畔的鸿潭，因优越的地理位置，自南宋始成为高岭土的装船启运处和集中点，一跃跻身浮梁县4条古街之一，与南面的湘湖街、北面的勒功街、西面的三龙街相提并论，并由此更名为“东埠”。在东埠从事运输瓷土者，以都昌人和婺源人居多，他们组成船会，自发修造船只、修缮码头和桥梁。船，产自东埠的两家本地造船厂，有飘子船和鸭尾船两种，前者头阔肚宽，船尾翘起，如同簸箕口，载重量不超过10吨，后者船头与飘子船相似，后半部状如鸭尾，一人驾驶即可。从东埠至景德镇，丰水之际两日抵达，枯水时一般需3日。桨橹欸乃，渔歌四起，由东河往昌江，舟楫衔接，高岭土静静地在位移中迎来脱胎换骨的时刻。百炼方知真土。《景德镇陶录》称：“造佳瓷者必求东埠出者耳。”
上街头。中街头。下街头。店铺鳞次栉比，客栈、酒坊、米店、药铺以车辙为轴，风生水起地在两侧展开。吊脚楼临河而居，像梳妆的女子，思念化为粼粼波光。我分明就是那些矿工或者船夫的后裔，前来采集先人们留给山川的密码。
被风雨一年年剥蚀后，一爿爿店铺只能与光影相互取暖。木头架构的长廊里，几位老人慢条斯理地聊着什么。高岭土的历史已经是陌生而遥远的事物了。行走中，我听到了这样的民谣：“上街头，下街头，街长不见头；丝绸缎，糖醋油，店面八百九。”东埠繁花匝地的光景随着高岭土的沉寂而不复踏上返程。也好，失去高岭土的庇护，或许，东埠重拾了平和真诚。
对财富的争夺战，曾经同样在东埠码头打响。
清乾隆年间，本邑的瓷土运营者唆使地痞横行码头，霸占地盘，阻止婺源县人的船只装载，寻衅滋事，打斗纠纷，严重干扰了运输市场，一时之间，怨声载道。婺源船户陈士荣等人奔赴饶州府告状。官府于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八日公布《东埠街码头磁土装运告示》，并立碑于道旁，明确规定：“自东港口起至东埠七十里之磁土，毋论本地婺船，悉听客商雇募装载，不得妄分畛域，横行滋事，勒石永远遵守。”
我在码头旧址阅读了这块石碑。每一个字的深处，隐藏着波诡云谲的故事。或许何召一万万没有想到，当高岭土这只瓶子打开时，魔鬼也跑出来了。
还有一块《严禁乱采磁土》石碑，立于乾隆五十九年，其背景，是村民为保良田、护坟脉，阻止洪光祖等人谋挖高岭，酿成命案。为此，浮梁县衙署对开采瓷土的范围作了界定，要求“嗣后各宜属遵约载四界，不论大小山场，俱须照契管蓄，不许租挖磁土，致碍田基”。
似乎，无论东埠，还是高岭，无论挖掘瓷土，还是水路运输，我所翻阅到的资料，多数是以群像形式出现。人们热衷于追捧陶艺大师的作品，对那些跟泥巴打交道的底层矿工，提及甚少。从泥土到瓷器，是一部人间的冷暖史。
五
当高岭山上、东河之滨围绕着瓷土的剧情如火如荼地展开时，景德镇瓷业在“二元配方”制胎法的助力下，持续发酵，终成瓷器界的领头羊。
清代督陶官唐英对瓷的痴爱无以复加。我没有考证，他是否亲眼看见高岭土尾砂堆积出的“青山浮白雪”的壮丽景象。但我能够从他的诗歌里找到东河流入昌江的影子：“廿载须眉江上翁，渔滨栖息故乡同。马鞍山碧里村雨，鸭尾船轻昌水风。”
将智慧的目光投向高岭的有识之士，首推明代宋应星。他在《天工开物》这一巨著里记载道：“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粱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其中的高粱山，即是高岭。
清康熙二十一年的《浮梁县志》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镇土牙戴良等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檄采取。”此时，高岭成为官民共同开采的地方。这一点确实独特而怪异，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高岭允许平民以采土为业，而没有粗暴野蛮地直接收归朝廷。或许正因为缺少官方色彩，高岭远不如景德镇的瓷器那样光芒万丈，像绝大多数植物，自生自灭于荒野，像大多数人，迅疾如风，湮没无闻。
高岭也没有惹来文人的疼爱。瓷的风头盖过了泥土。我想钩沉出关于高岭的古诗词，却收获甚微。一代又一代弯腰埋头挖掘高岭土的人，背影重重叠叠，却模糊不清。
有意思的是，一个中文名叫殷弘绪的法国传教士却煞费苦心地钻研起景德镇瓷器的制作方法，并追根溯源找到了高岭土。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一日的夜晚，殷弘绪在烛光里摇着羽毛笔，写下长信《中国陶瓷见闻录》，详实地记述了瓷用原料高岭白不（音：dǔn）的性能与制作方式。不久，他又写了《补遗》这封信，介绍了自己费尽周折了解到的瓷器制作方法。两封信在欧洲轰动一时。1715年，殷弘绪将高岭土的标本寄往法国。半个世纪后，一位外科医生在殷弘绪的故乡利摩日发现了储存丰富的高岭土，一座瓷城迅速崛起于欧洲。
等到德国学者李希霍芬走进皖赣交界的地块时，高岭土的开采已进入尾声。他迷恋上了这种白玉般的泥土，像一位善于钟情的少年，根据汉语的读音，给泥土取了个英文名：kaolin。从此，英文单词kaolin频频登上欧洲的大雅之堂。
忽然想起清代骆绮兰的那一句诗：“莫怪世人容易老，青山也有白头时。”
折腾，奔跑，变迁，浮沉，惊艳，冷寂，这些词语组成高岭土的一生，也组成冷暖风雨的人间。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目前探明的高岭土矿点有700多处，但人均占有率并不乐观。景德镇的窑火继续点燃人间日子，而作为高岭土命名地，浮梁高岭山于2005年8月23日成为首批国家矿山公园，不再遭受滥采之扰。时间，悄悄覆盖了沧桑，漫山葳蕤的植物，仿佛是风雨高岭山娓娓倾吐的语言。（彭文斌 文/图）